学术观点｜马旭燕：清末民初市场化翻译中的稿酬演变(1862-1937)
作者简介
马旭燕，讲师，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翻译史、翻译－经济跨学科研究。
一、引言
翻译稿酬是出版机构因发表翻译作品而付给译者的报酬，稿酬机制关乎出版物稿源的可持续供应、精神产品的质量高低和译者生存的物质保障，是赞助系统中的“经济因素”。翻译赞助研究虽然成果丰富，但聚焦“经济因素”的探讨较为缺乏。关于清末民初的第三次翻译高潮，“除已经叙及的意识形态的利用、文学观念的转变等方面的原因外，还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。”（查明建、谢天振，2007: 54）对于稿酬研究，个别译者个案研究探讨了翻译也为“稻梁谋”的问题（张建青、王海军，2009；丁艳丽，2013）；译者社会心理研究涉及稿酬，探讨较为深入（苏艳，2018），但仅限晚清部分，未能把稿酬演变的完整过程勾勒出来；中文界探讨创作稿酬与文学发展关系时，对翻译稿酬附带提及。总体来说，以“翻译稿酬”为主题的研究数量不多、有待深入。翻译稿酬如何诞生，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，译者如何以此为生并造福社会呢？本研究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。
二、演变背景
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与古代佛经翻译、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相比，赞助系统发生了较大变化。佛经翻译以朝廷赞助为主、信徒捐赠为次，采用译场制度，赞助人为译者修筑寺院，供应一切译经费用及生活用度。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除了皇室赞助，还有士大夫官吏赞助与传教团体赞助。到了清末民初，上述赞助形式依然存在但逐渐势微，报馆书局等民间多元赞助日益壮大，翻译稿酬就诞生于这一时期。
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，商品经济发展，市场因素对翻译产生影响。稿酬属于商业行为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如表1所示，市场化翻译中，译作作为商品而存在，读者与译者为买卖双方，以报馆书局等出版机构为交换中介，稿酬、版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。翻译生产经历了译者——译作——货币——购稿人/出版商——读者的过程。
表1：“市场化翻译”因素分析
首先，从媒介的角度看，报刊书局生存发展催生了稿酬制度。受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的影响，中国逐渐有了自己的报刊，并且技术手段从传统的手抄、木刻转变为印刷，传播速度大大提高。但是民营报刊由于规模小、资金少而运转较差，生存艰难。“从1895年到1949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有3.4万种杂志创刊，而能维持一年半载的不足1%，维持10年以上的仅十几种。”（汪家熔，2003：65）报刊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，就必须保证稿件数量与稿源质量。通过给予供稿人经济上的回报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可以稳定稿源。
第二，从译者的角度看，科举制度废除，传统文人另谋生路，于是依靠稿酬而谋生并实现人生价值的译者群体不断壮大。科举废除，仕学分离，传统士子丧失了科举取士进入官僚体系的机会，从四民之首沦落为百无一用的“书生”，面临职业危机，生计也成问题。其中一批地处东南沿海的文人，与西方文化接触较早，思想敏锐。商品经济下稿酬制度的建立，为他们觅得了生存的间隙，他们最早完成了从士人到译者的转型。这类译者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，数量日益增多，引领了时代的发展。
第三，从读者的角度看，报刊杂志刊登翻译作品能更好地满足新兴都市阅读群体的需求，争取并取悦市民消费群体。近代都市开始出现，市民阶层形成，他们作为译者与出版界的“衣食父母”，阅读兴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，文学逐渐大众化、平民化。市民群体注重消闲娱乐，喜欢新奇、有趣的精神作品，侦探类、科幻类翻译小说大受欢迎。各种期刊迎合读者，普设文艺副刊。专门的小说类期刊纷纷创立，普登“征文启事”，通过稿酬吸引投稿。
三、演变历程
写稿取酬，中国古已有之，但它是一种自发、混乱的行为，个别性、随意性强，酬赏、买卖均可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没有法律化、制度化。现代意义的稿酬从无到有，再到普遍接受，经历了一个缓慢复杂的演变过程。对相关史实进行搜集梳理与系统归纳，以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为分界标志，可将清末民初翻译稿酬的演变历程分为四个阶段（表2所示），以1862年《上海新报》的一则征稿启事为萌芽期的开始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结束标志。
表2：稿酬演变与译者治生
（一）萌芽期
1) 文字酬劳机制的变革
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，翻译活动虽然以洋务派官吏赞助为主导，但商业性质的稿酬萌芽孕育发展。
晚清开始，报社向作者或译者征收版面费，之后版面费逐渐免除。近代上海第一份商业性中文报纸《上海新报》刊登征稿启事：“华人如有切要时事……均可携之本馆刳刻，分文不取。”（上海新报社，1862）之后《申报》创刊号《本馆条例》称：“如有骚人韵士，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，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，及长歌纪事之类，概不取值；如有……概不取酬。”（申报社，1872）“分文不取”“概不取值”“概不取酬”表明，报刊发文机制发生重大转变，付费刊登向免费刊登过渡。
之后免费刊登向奉酬刊登转变。近代最早为实物稿酬，货币稿酬始于新闻稿，间有画作征文启事。《申报》创刊8个月后，成功挤垮《上海新报》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。文人士大夫耻于谈钱，故而《申报》早期只向中稿者赠送一份价格8文的《申报》和一本价格80文的文艺副刊。之后货币稿酬出现，《申报》广搜新闻，称对新闻供稿者“酬送菲议” （申报社，1875）。《图求说》征求“照图编成小说一部，约五万字……择其文理尤佳者一卷，愿送润笔洋20元，次卷送洋10元……”（申报社，1877）
关于翻译，1872年《申报》刊登短篇小说《谈瀛小录》《一睡七十年》《乃苏国奇闸》，1873年《申报》副刊《瀛寰琐记》连载长篇小说《昕夕闲谈》。这种商业报刊上的翻译行为应该是有经济回报的，但稿酬不详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译者本人及整个社会对翻译的观念与认知有关。
2) 士大夫译者“翻译为耻”
付酬征稿下的译者主要出现在近代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，他们属于最后一批士大夫译者，具有浓厚的士人身份特征，以入仕为官为人生目标。至于翻译，他们只是被迫为之，更多地把翻译视为支助科考、暂而为之的谋生手段。
这种心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译作没有签署真名，通过笔名隐藏真实身份，甚至笔名也不断更换。例如，上文提到的中国近代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《昕夕闲谈》译者署名“蠡勺居士”，并同时使用“小吉罗庵主”“蘅梦庵主”等笔名。至于真实姓名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。学界考证，经历了“蒋子让”说、“蒋其章”说、“管斯骏”说、“蒋子让和管斯骏”二人说、西人说等不同观点。之后，“以上三个方面提供的确证，无可置疑地表明，《昕夕闲谈》译者蠡勺居士的真实姓名是蒋子相其章……综上所说，困惑百年之久的《昕夕闲谈》译者之谜可以说已经完全揭开。铁证如山，可以定案。”（邬国义，2008：304）蒋其章1842年出生于浙江钱塘县商籍，与当时的读书人一样，他担任主笔、从事翻译时，不忘科举“正途”，多次赴试，1877年考中进士，1878年赴任敦煌县令，但是2年多后他就被革职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“江浙无赖文人，以报馆为末路”的偏见有关（姚公鹤，1989：128）。此后他担任左宗棠步将及其继任者的幕僚长达10多年之久，晚年落魄寂寥（邬国义，2011）。
蒋其章的生平经历折射了译者本人及当时社会对待翻译的态度。传统“华尊夷卑”的观念根深蒂固，译者对转换“夷言”的翻译工作缺乏认同，读书科考、入仕为官才是人生“正道”。同时期的官方机构京师同文馆致力于译才培养，但入馆学习并非学子心甘情愿。同文馆首届毕业生张德彝是清政府的职业外交翻译官，一生出国8次，27年海外度过，但是他对译员身份并不认同，以“不学无术”的“舌人”自嘲。他对于未走科举之路深感遗憾，垂老告诫儿孙：“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……余不学无术，未入正途，与正途为伍，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。人之子孙，或聪明，或愚鲁，必以读书为要务。”（2010：192）蒋其章出身商籍，一定程度上具有商人圆通、务实的精神，故而能在科举途中以商助儒。但是这一代人仕宦情结难以摆脱，一旦科考成功，具备了入仕为官的条件，毅然回归士大夫之列。
蒋其章成功回归，但从此岌岌无名。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传统文人，受时代发展与个人际遇影响，始终无法回归。王韬因为父亲去世，他作为家中长子，经济压力过重而受聘于墨海书院，协助传教士翻译西书。但是他深受“华夷之辨”思想的困扰，整个翻译生涯充满矛盾与痛苦。虽然他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，但终其一生真正信奉的是儒家思想。直到他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，传播儒家学说，才以份内之事的责任感积极愉悦地从事相关工作（王宏志，2011）。
（二）形成期
1) 稿酬制度的形成
翻译稿酬正式形成于维新派的翻译活动中，他们敏锐地认识到稿酬机制在吸引译稿上的作用。1897年大同译书局创立，为了吸引社会各界广泛译书，梁启超在《叙例》中称“海内名宿，有自译、自著、自辑之书，愿托本局代印者，皆可承印。或以金钱奉酬，或印成后，以书奉酬，皆可随时商订，同志之士，想不吝见教。”（1897: 3-4）这其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稿酬数额，但出现“金钱奉酬”“以书奉酬”字样。
稿酬制度建立的标志之一是期刊“千字计酬”方式的形成。这一时期不再仅有模糊的“奉酬”字样，而是出现具体明确的稿酬支付标准。梁启超创立中国第一部小说杂志《新小说》，《新小说社征文启》称：
这则征文启事意义深远。首先，它区分了创作作品与翻译作品，认识到二者相互独立的文化价值。第二，它把作品分为甲、乙、丙不同等级，表明对作品质量的重视，有利于鼓励优秀著译作品。第三，按字数计算稿酬，可操作性强。此后，译创分家、作品分级、按字计费的稿酬支付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期刊效仿，广为施行，影响至今。
按字计酬外，稿酬制度的建立还表现为版税提成方式的形成。1901年东亚益智译书局公开征求翻译书籍，称“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二成相酬”（1901:6）。同年严复翻译《原富》，与南洋公学译书院张元济商讨出版事宜，通信中提出：“仆尚有鄙情奉商左右者，则意味，既经公学购印，则成书后自成公学之产，销售利益应悉归公学得之；但念译书颇费苦心，不知他日出售，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，以留著书者永远之利益。此于鄙人所关尚浅，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，亦郭槐千金市骨之意了。”（1986: 538）严复是近代首位具有现代版权意识的译者。经过商议，译书院以“贰仟金”买下《原富》译稿，并将译书售价中的十之二成（20%）分给了译者。该书成为“我国第一部既拿稿费，同时再拿版税的书”（汪家熔，2009：179），是中国近代版税制度的发端。此外，严复以“郭隗千金市骨”的典故劝告出版者通过支付版税，彰显招聘优秀译者的诚意，积极为翻译工作争取经济回报。
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严复就出版《社会通诠》订立合约：
这份合约是目前所见完整保留下来的早期出版合同，它明确规定了译者、出版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用语严谨，条款严密，可为后世合同之典范。“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”，对照此书当时售价，折合版税率约40%。具体、详实、丰厚的经济利益回报，说明译者的劳动成果得到社会承认。译者对译书具有较大的自主权，著作权得以充分保障。这有助于提升译者的职业身份认同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翻译事业。
以上征稿启示与版税合同属于社会契约，尚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，稿酬制度正式建立还表现为稿酬的法律化。清政府1910年颁布《大清著作权律》，其中四章第28条规定：“从外国著作译出华文者，其著作权归译者有之……盖翻译虽不得视为著作，究与翻刻不同，须费几许日力而后成，故应奖励之，与著作者同视。”（秦瑞玠，2015：26）从法律的高度保护翻译权利，说明翻译活动已经发展至较高水平。从此，翻译从私人的自娱自乐活动转变为市场上公共流通的商品，文字工作的商品性得到认可与保障。虽然清末诞生的法律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失去效力，但却在1915年的《著作权法》、1928年的《著作权实施细则》中得到继承。
2) 转型期译者：从“卖文为耻”到“卖文为生”
这一时期的译者早期也醉心科举功名，但受时事影响，他们经历了卖文为耻到卖文为生的观念转变，通过翻译实现报国与养家的双重目的。
林纾早年寻求功名，他考中举人后七次参加进士科考均不第，从事翻译是偶尔为之。1897年林纾丧妻，为排遣忧郁心情，在友人劝说下与人合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由吴田作坊刊刻而成，为家刻本，印量较少，主要用于馈赠亲友。闻到商机的汪康年获得了该译书的铅印发行权，并报刊发文称“用巨资购得”译本。但此时的林纾受士大夫“耻于言利”的影响，对“巨资购得”字眼很敏感，谢绝报酬，写信给汪康年：“昨阅《中外日报》，有以巨赀购来云云。在弟游戏笔墨，本无足轻重，唯书中虽隐名，而冷红生三字颇有识者，似微有不便……兹议将来赀捐送福建蚕学会，请足下再行登报，用大字写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每部价若干，下用小字写：前报所云，致巨赀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，兹某君不受，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。合并声明。”（1986：1159）在林纾的执意要求下，汪康年刊登纠正告白：“此书闽中某君所译，本馆现行重印，并拟以巨赀酬译者。承某君高义，将原版寄来，既不受酬赀，又将本馆所偿板价若干元捐入福州蚕桑公学。特此声明，并致谢忱。昌言报馆白。”（同上：1656）
林纾后期远离仕途，专事翻译。清政府1901年开经济特科，林纾受到举荐，但他婉谢不赴。《黑奴吁天录》由文明书局购得版权并在发售广告中称“出以重资购得”，林纾没有再反对，并且译文签署真名，接受翻译给他带来的声誉。成名后的林纾稿酬颇丰，千字6元。他靠此解决了生计之忧，此外还仗义疏才、扶贫济困。即使如此，1916年林纾致信高梦旦，讨要十几年来漏算字数应得的稿酬，最终讨回600多元（苏建新，2012）。从早期执意谢绝、捐献稿酬到晚年主动索要，林纾认可了“文字有价”的观念。
严复青年时代，学习西学是寒门子弟的无奈之举，严复念念不忘的是科举仕途。他四次科考而失败，最后在科举废除5年之后得到“一等文科进士”出身，了却功名夙愿。之后严复被屡授官职，但凭清末俸禄已无力供养全家，他也逐渐失去对功名的向往。“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，江南一百两，终久是靠不住的，所以甚见忧烦。处处裁减经费，即会运动亦难，况我不会运动耶！”（严复，1986：767）朝廷腐败无能让严复灰心失望，自身个性与官场运作格格不入，且俸禄无法维持家庭开支。严复经过艰难转变，将施展抱负与赚钱谋生的着力点转向西学，通过翻译实现人生价值。
伴随《大清著作权律》的颁布，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，越来越多的文人尝试译书谋生。周瘦鹃父亲早逝，家境贫寒，从中学时代开始翻译外国作品以补贴家用。“二十二岁时，为了筹措一笔结婚的费用，就把这些年来译成的西方各国名家短篇小说汇集拢来……定名为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》……编译完工之后，就由局中收买去，得稿费四百元，供给了我的结婚费用。”（郑逸梅, 1983: 52）包天笑晚年回忆他翻译生涯的开始，他无意间偶然翻译《迦因小传》《三千里寻亲记》《铁世界》等，得到稿酬，喜出望外，“我于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，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。”（2009：174）个别文人译书谋生的成功，对家乡的亲朋邻里产生了示范、提携作用。张碧梧家道中落、辍学谋生，《时报》工作的表兄毕倚虹为他购买英文小说，嘱其翻译，他由此通过翻译走上了创作之路。
（三）回落期
1) 稿酬取消
稿酬制度建立之后，有一段时间出现了稿酬取消的倾向，它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，以《新青年》的影响最大。从有酬到无酬，过程如图1所示。《新青年》（原名《青年杂志》）创刊初期，公开征稿，向译者发放稿酬，但是由于办刊经费出现困难，同时也由于相关负责人把报刊媒体定位为革命武器，杂志逐渐无酬翻译。1918年《新青年》发布“本志编辑部启事”：“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，投稿简章已取消……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，概不酬资。”（新青年社，1918）
图1:无酬译稿的过程
由于《新青年》的巨大发行量与影响力，形成强有力的示范。此外，还有《学衡》之类杂志，旨在宣传学术思想，也无稿酬。这些影响之下，《少年中国》《新潮》《星期评论》《每周评论》等纷纷效仿，无酬译稿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。
2) 革命译者排斥稿酬
《新青年》核心成员把自身定位为革命人士，排斥稿酬，部分原因是稿酬推动翻译繁荣的同时，也带来媚俗、逐利等负面倾向。《申报自由谈》在吴觉迷、陈蝶仙等任主编时，根据文体不同，稿酬支付标准有异，其中谐文最高，甚至达到千字6元，而同时期的小说稿酬一般只有千字1－2元，稿酬的刺激使谐文数量大增继而屡见不鲜，内容从嬉笑怒骂转到低俗秽琐。这种现象，时人已有观察：“朝脱稿而夕印行，一刹那间即已无人顾问。盖操觚之始，视为利薮，苟成一书，售诸书贾，可博数十金，于愿已足，虽明知疵累百出，亦不暇修饰。”（寅半生，1900:3）
翻译媚俗倾向有逐利原因，但另一方面也是译者夹缝中求生存，迫不得已而为之。近代译者虽然通过翻译取得一定收入，但却无法仅仅依靠稿酬来谋生，必须通过“第二职业”自我资助，许多译者同时是编辑、作家或教师，身兼数职。《新青年》依托北京大学，《学衡》依托东南大学，陈独秀、胡适、吴宓等都有大学教职，社会名望较高，即使没有稿酬支撑，物质生活也有一定保障。但是，名人之外的青年译者，他们初出茅庐，没有什么名气，稿酬级别最低，并且还时常受到报馆书局的歧视，被视为“文丐”，报馆对稿费支付推三阻四，并不时加以盘剥。无酬译稿使他们遭受了紧迫的生存压力，如青年茅盾、郭沫若等，翻译不得不同时也为“稻梁谋”。这注定“无酬译稿”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。
（四）高潮期
1) 稿酬维权与普及
一段时间的稿酬回落之后，文字工作者的稿酬意识觉醒，稿酬演变迅速进入高潮期，并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，翻译进入战时服务阶段才结束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，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而罢工，权力意识高涨，著作权人权利意识也普遍觉醒。同年8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茅盾、郑振铎为代表向总馆谈判，提出“增加工资”、“缩短工作时间”等要求，取得成功。同年9月《出版界的根本问题》见诸报端，“商务抽版税的办法，著者最多只得一成五，其余八成五归它自己，这是剥削劳心者！”（壮学，1925）
著作权人还效仿工人，成立自己的组织，集体团结共同维护自身利益。1927年“上海著作权人公会”成立，成立缘起中称：“到资本（主义）制度形成而且盛大之后……就产生一种以出版事业来营利的‘书贾阶级’。于是著作权人的精神的产品商品化了，著作权人的地位一变而为零卖商或受雇者，著作的人被资本家剥削完全与体力劳动者同期命运。”（胡怀琛，1957：268）
稿酬维权的司法案例这一时期也不断涌现。著作权人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，打击抄袭，对簿公堂，甚至惊动国民政府教育部。1928年林语堂编撰《开明英文读本》，由开明书店出版。出于商业利益之争，世界书局随即请林汉达编写《标准英语读本》，并大打广告。但后者与前者存在多处雷同，两个书局协商未果，上诉法院陷入僵局之后，林语堂将林汉达抄袭、剽窃之处逐条列出，上告教育部，请求给予著作权保护，最终赢得官司。同年8月，鲁迅委托律师，向北新书局负责人索要版税所得，准备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最终追回了书局拖欠的稿酬。
由于这一时期人们的稿酬意识觉醒，稿酬得到普及，标准提高，并且形式多样化。清末很长一段时间，稿酬只针对小说、传奇、戏剧等通俗易懂、受众面广的文类，不针对诗歌。但是到了高潮期，诗歌翻译也可获酬。固定稿费、稿费入股、版税提成、买断版权、补助津贴等稿酬支付形式均已出现。公开征稿——著译者投稿——稿件发表——支付稿酬成为常规的文字作品生产环节，被普遍认可。
2) 新型译者“按劳取酬”
新型译者多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，很多还有留学经历。他们认识到了西学翻译的社会价值，主动选择从事翻译，同时认可写稿取酬、按劳所得的现代稿酬观念，“卖文为生”甚至被公认为一种生存法则。
当时的译者可以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纯文学译者或严肃文学译者。稿酬制度的确立为他们提供了经济基础，保障了他们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。茅盾6岁起父亲卧病不起，家庭开销全靠母亲一个人。他北大预科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，从事大量翻译工作，从而摆脱“求生”压力。蔡元培、朱光潜通过编译著书，自筹费用，游学海外。鲁迅注重翻译，一生译作颇丰，同时也高度重视个人经济问题。“钱，高雅的说罢，就是经济，是最要紧的了……人类有一个大缺点，就是常常要饥饿。为补救这缺点起见，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，在目下的社会里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。”（2005: 168）1927年鲁迅放弃教职，成为自由撰稿人，完全依靠稿费版税生活。1927－1936年的《鲁迅日记》详尽地记录了他的各项经济来源，细至分厘。
第二类是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译者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。近代小说虽然从政治小说开始，但时局动荡、政治黑暗、派系复杂，民众很快对政治说教厌倦放弃。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，市民群体扩大，小说开始转向市民生活、消遣娱乐。杂志迎合市民需求，同时也不掩饰其商业属性。《礼拜六》是“民初最成功、最流行的杂志”（熊月之、许敏，1999：70），其《出版赘言》称：“或问：‘子为小说周刊，何以不名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而必名礼拜六也？’余曰：“‘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，惟礼拜六与礼拜日，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。’……读小说则以小银圆一枚，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，游倦归斋，挑灯展卷，或与良友抵掌评论，或伴爱妻并肩互读，意兴稍阑，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。晴曦照窗，花香入坐，一编在手，万虑都忘，劳瘁一周，安闲此日，不亦快哉！”（钝根，1914）
四、结语
本文探讨了翻译稿酬制度产生、发展并被普遍接受的过程。稿酬合法化，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”式脑力劳动得到经济回报，译者不必再依附于某个政教机构，可以采取一种全新的治生方式。稿酬调动了译者的积极性，壮大了翻译队伍，是促进翻译繁荣的因素之一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译者的思想独立与人格独立。但是近代翻译市场贫弱，译者无法完全依靠稿酬而生存，往往身兼数职，没有名气的青年译者或底层译者生存艰难。从稿酬这一“经济因素”的角度审视翻译，可以洞察学界之前所忽略的某些侧面。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2021年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重点创新项目“清末民初翻译稿酬演变与译者治生”（SISU2021YZ001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注释及参考文献
注 释
①《申报》早期译者多由报社主笔兼任。《昕夕闲谈》译者兼第一任主笔蒋其章的稿酬不明，尚待考证。但是据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《上海轶事大观》第238页记载，王韬“光绪年曾任《申报》主笔，月撰论说六篇，月薪七十元。”据此推断，蒋其章也有经济回报。
参考文献
[1]包天笑.钏影楼回忆录[M].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2009.
[2]陈独秀.投稿简章[N].青年杂志，1915-9-15.
[3]钝根.出版赘言[N]. 礼拜六，1914-6-6.
[4]丁艳丽.茅盾“为稻粱谋”的翻译[J].语文学刊,2013(18).
[5]东亚益智书局.东亚益智译书叙例[N].北京新闻汇报，1901-2-28.
[6]胡怀琛.上海著作权人公会缘起[A].张静庐.中国出版史料补编[G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7.
[7]丽荣.商务最早的出版合同[J].出版史料,2007(4).
[8]梁启超.大同译书局叙例[N].时务报，1897-9-30.
[9]鲁迅.鲁迅全集第一卷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
[10]秦瑞玠.大清著作权律释义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,2015.
[11]上海图书馆编.汪康年师友书札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,1986.
[12]上海新报社.本馆谨启[N].上海新报，1862-5-7.
[13]申报社.本馆条例[N].申报，1872-4-30.
[14]申报社.本馆告白[N]. 申报，1875-7-15.
[15]申报社.有图求说出售[N].申报，1877-10-17.
[16]苏建新.林纾小说翻译实际收入新探[J].明清小说研究,2012(4).
[17]苏艳. 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：晚清中国翻译界的心路历程[M].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8.
[18]汪家熔.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[M].南宁：广西教育出版社,2003.
[19]汪家熔.中国出版通史 清代卷（下）[M].北京：中国古籍出版社,2009.
[20]王宏志.“卖身事夷”的王韬: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[J].复旦学报,2011(2).
[21]邬国义.第一部翻译小说《昕夕闲谈》译事考论[J].中华文史论丛, 2008(4).
[22]邬国义.《申报》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[J].华东师范大学学报,2011,(1).
[23]新青年社.本志编辑部启事[N].新青年，1918-3-15.
[24]新小说社.新小说社征文启[N].新民丛报，1902-10-31.
[25]熊月之、许敏.上海通史 第10卷 民国文化[M].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9.
[26]严复.与张元济书（八）. 与夫人朱明丽书（四十七）[A].王栻.严复集[G].北京：中华书局,1986.
[27]姚公鹤.上海闲话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.
[28]寅半生.小说闲评叙[N].游戏世界.1900-9-8.
[29]查明建、谢天振.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（上卷）[M].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7.
[30]张德彝.《张氏宝藏集》序[A].编纂委员会.清代诗文集汇编（766卷）[G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
[31]张建青,王海军.翻译也为稻粮谋——以包天笑为例从经济角度谈晚清翻译[J].新西部,2009(5).
[32]郑逸梅.书报话旧[M].上海：学林出版社,1983.
[33]壮学.出版界的根本问题[N].现代评论，1925-9-19.
文献来源：原载《中国翻译》2023年第3期，第44-52页，推送已获作者授权，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，转自“浙大译学馆”。